一九九五年，师文鸣升了厅长。

任命下来那天，厅里摆了两桌酒，苏春棠没去。那种场合，她不想凑。晚上九点多，她办公室的电话响了，师文鸣的声音，带着酒意，不高：“档案室还开着灯？”

“嗯，归完最后一柜。”

“忙完早点回。”电话挂了。

就这么两句话。苏春棠握着话筒，站了一会儿。这两年，他们的全部来往，就是这么两句话两句话地攒起来的。他从不多说一句，她从不多问一句。机关里传他们的闲话，传得天花乱坠，可机关里头的人精们背地里都纳罕：这两个人，连一顿饭都没单独吃过。

这恰恰是师文鸣的手段，也是苏春棠的段位。

她晓得他在等啥子。他在等她“自己走拢”。他不伸手，因为伸手的男人跌份；他要她心甘情愿走过去，那才叫收服。她也晓得自己在拖啥子——她还没想好，这个价，该咋个开。

可那年秋天，一件事，把这盘慢悠悠的棋，掀了。

厅里来了个港商，姓麦，要在成都投一个大项目。省里头重视，厅里陪得殷勤。接风宴摆在锦江宾馆，师文鸣出席，带了两个处长，还点了一个名字：

“档案室的苏春棠，把她喊上。”

处长愣了一下：“她……一个管档案的？”

“会务接待，档案室出人。”师文鸣说得公事公办，“她形象好，普通话也练出来了。”

苏春棠接到通知，站在通知单前，看了三分钟。

她晓得这是啥子。这种局，喊一个“形象好”的女干部上席，喊的不是会务，是摆设，是氛围，是男宾们酒酣耳热时候眼睛里的那点颜色。这一套，夜来香天天演。

可她现在不是海棠了，她是机关干部苏春棠。机关干部，不能不去。

她去了。穿的是最素的一套衣裳，头发一丝不苟，坐在下首，话不多，笑得浅，给客人布菜、添茶，分寸拿捏得刚刚好。这一套功夫，她十几年前在霓虹灯底下练过，如今拿到酒席上来，行云流水。

师文鸣在上首，看了她两眼。她读得懂那两眼：满意。还有一点点，说不清的疼。

酒过三巡，麦老板喝高了。五十多岁，脖子上的金链子随着笑声一颠一颠。他讲香港的楼价，讲深圳的小姐，讲着讲着，手就从桌面上，滑到了桌面下。

苏春棠的腿上，多了一只手。

胖的，热的，戴着戒指的。

她没有躲。

她脸上还挂着那种浅浅的笑，给麦老板续了茶，顺手把椅子往旁边挪了一寸——就一寸，刚好让那只手落空，又刚好让满桌子人都看不出她躲了。麦老板嘿嘿一笑，手又跟过来。她起身，去给另一桌敬酒。回来，那只手还在那儿候着。

一整个晚上，桌上觥筹交错，桌下一场拉锯。

她挡得滴水不漏，脸上一丝都没崩。只有她自己晓得，每挡一下，心口就凉一分。不是凉麦老板——这种货色，她见得多了。凉的是师文鸣。

他坐在上首，看得清清楚楚。

他举杯，跟麦老板碰，谈笑风生。他的眼睛从她脸上扫过去，扫到桌子底下，又扫回来，像啥子都没看见。

苏春棠在那一瞬间，全明白了。

师文鸣不是不晓得。他是拿她试水深。麦老板这个项目要是谈成了，是大政绩；她苏春棠，是这张桌子上最不值钱的一件摆设。他不会为她翻脸的。永远不会。

这个道理，夜来香的妈咪教过她：“妹儿，记到，男人带你上桌，你就是菜。莫把自己当吃酒的。”

十几年过去，她从歌舞厅坐到了锦江宾馆，从海棠坐成了苏老师。

还是菜。

散席的时候，她扶着墙去了卫生间。

吐。

把一晚上的酒，一晚上的笑，一晚上的那只手，全部吐了出来。吐到最后是清水，是胆汁，苦得她蹲在瓷砖地上，半天起不来。

镜子里那个女人，妆没花，眼睛红得像染了。

她对着镜子看很久，忽然想起雷老虎。想起那个雨夜，李家沟，那条深沟。那一回，她把手伸出去了，把人推出去了，推完，天亮了，她还活着，活得一天比一天好。

十几年了。她以为她逃出来了。

原来没有。李家沟不在川南，李家沟在每一张酒桌子上，在每一个男人的手底下，在她自己的命里头。她走到哪儿，那条深沟就跟到哪儿。

她扶着洗手台站直，把脸洗干净，把口红补好，走出去，对守在外头的司机说：“送麦老板回宾馆了吗？好。那我回家了。”

声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。

回到家，赵思远睡了。她给他掖了被子，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。然后她进了卫生间，锁门，脱衣裳，对着镜子，看自己的腿——膝盖上侧，今晚那只手停留的地方。